《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已废止）第三十六条规定：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统一价格政策，不得任意提价，省没有规定统一价格的种子，由市（地）、县级农业行政部门和物价部门共同商定。
纽黑文学派代表学者赖斯曼甚至主张，根据现代国际法，人民主权已经取代了国家主权，国际法事关国民而不仅仅是国家的[36]642－645。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
关于共同体的国际法，处理那些不能以相互分离的、处于竞争状态的各国国家在利益上的互惠为基础，只能以其行动超越了狭隘国家利益的共同体为基础才能得到最佳解决的问题[16]205－237。在国际层面，法治原则并非如同国家那样明显，但是国际法治的第一要素即法律对政治的优先性和法律确定性原则是存在的。在日本学者筱田英朗看来，宪政或立宪主义是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绝对国家主权和世界政府之间倾向折中的政治表达。宪政的国际法则对传统主权施加另外两种限制，分别是任何国家都有义务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个人的基本权利，以及相随的国际共同体及其所有成员的共同法律利益[38]132。从实践看，自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是共存的国际法为国际法主流的时代。
国际法的宪政，是逐渐有差别的和有等级的国际法的简称，是政治统一体的象征，旨在加强国家之间的法律联系，并建构国际共同体的组织结构[42]853－909。特别是国际和跨国的制度、机构和实践日益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宪法就很容易受到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影响，使政治干预法律的运行，鉴于社会中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化，为了避免现实中激烈的价值冲突影响法律，从而危及来之不易的国家统一秩序的生存，因此法学中出现来排斥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影响的法学实证主义，从而使法律成为一个内在的逻辑体系，通过概念和原则即可建构起融通的法秩序，民法中的概念法学就被引入到国家法学当中。
社会行为或者价值决定是可以依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这已是不易之理，而事物之本质便在于在变化了的情势下寻找更恰当的价值决定。亦可参见季卫东：《社会变革与法的作用》，载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以下。因此，法的教义学体系必须具有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亦并非毫无限制，而是任何的人类交往都必须在某些不容否拒的前提下实现，[15](P15)在教义学尊重的不容否拒之前提的范围内，教义学会通过其概念的抽象性与现实保持一种距离，并通过一种相对自由的解释(因为人类在与法律文本和经验交往时拥有较大弹性)使文本与现实相适。[12](P75)上述分歧事实上指出了宪法解释的两面。
因此，政治的必要性便构成了宪法变迁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韩大元：《宪法变迁理论评析》，《法学评论》1997年第4期。
[14](P37-38)利益法学的内在体系概念过分强调个案领域中的利益衡量，而轻忽了相关法律领域基础性的、特殊的目的，(28)这种体系的概念与以问题定位的思维模式，也就是类观点学的思维相似，这种问题导向的思维关注个案中的价值判断，不可避免会由于缺乏基础性价值或原则的考量而陷入到相互矛盾之中，从而难以建立起体系内在的意义统一性。拉伦茨亦曾指出宪法解释中后果观测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期性，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7-238页。宪法规范的类型化与普通法律的类型化的区别在于，宪法规范的类型化不仅包括具体宪法规定的类型化(如言论自由的类型化)，其亦包含某一宪法规范在宪法理论上的结构化(如具体权利在自由主义理论和共和主义理论下的不同解读)，(26)在后者中，事物之本质的意义在于必须判断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应取向于选择何种宪法理论，当哈贝马斯将各种宪法理论分歧理想化的消融在其建构的商谈理论中时，宪法的决定却并不能通过这种理想化的商谈程序作出，在这里有权作出最终宪法解释决定的机构必须依赖于自己对时代精神或社会情势的判断，从而在宪法根本价值前提之下作出某种抉择，尽管这种抉择亦可置于更广义的商谈程序中加以论证和质疑。在徐道邻看来，宪法变迁的界限是革命，[5](P178)如果宪法变迁造成体系的断裂，则宪法变迁至此而止，新的宪法产生，旧的宪法不复存在。
由此，凯尔森看到了法官判决之于法之创造的独立意义。这种在文本基础上实现的宪法系统内部的价值开放性也是诠释宪法学(17)的典型特征。摘要: 社会转型时期，宪法规定与宪法现实经常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因此需要面临宪法变迁的问题，而宪法变迁亦为宪法学提出了挑战，即宪法应如何保持与社会现实的结构相适性，而又不失其安定性的特质。参考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政治上的变化首先通过宪法渗入到法律系统当中，而宪法的变化反过来亦会促进政治系统的结构变迁。(18)伽达默尔亦看到了文本所具有的迷惑性，他提出了几种抵制文本化的三种形式：反文本、假文本和前文本，其中前文本在这里尤其具有意义，因为这里表示文本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扭曲了的形式，必须发现其背后掩盖了的利益和文本背后真正的意义，这是一种类似于解码的过程，参见Hans-Georg Gadamer，Text und Interpretation，in Hans-Georg 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Band Ⅲ，J. C. B. Mohr(Paul Siebeck)，1990，S.380ff.(19)在伽达默尔看来，恰是施莱尔马赫降低了文字的固定性对于诠释学的重要性，因为他在口述中发现了存在着的理解问题，而伽达默尔便在于扭转这种趋势，重新赋予文本以意义，Hans-Georg 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Band I，J.C.B.Mohr(Paul Siebeck)，1990.SS.393-395.(20)E. Forsthoff，Recht und Sprache. Prolegomena zu einer richterlichen Henmeutik，1941，S.8. 德国经历魏玛时期的正当性追逐之后，在基本法时期重新建立宪法的规范力和对成文宪法的尊重，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文本理解在法学中的意义，对此转变可参见Konrad Hesse，Grrenzen der Verfassungswandlung，in P. H?berle und A.Hollerbach，Konrad Hesse Ausgew hlte Schriften，C. F. Müller，1984.S.3ff.(21)即由单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而转向一种客观价值秩序，从而具有某种积极的调控功能，并将其效力扩展至私人之间。
但人们亦必须要接受多元主义的事实，任何一种出于追求真理的雄心而发展出的价值观都可能导致价值的僭政，并牺牲其它的价值，价值的冲突并没有一个一劳永逸、且所有人都接受的正确解决路径，只有存在在那里的宪法才能为政治冲突和价值冲突提供一个解决的平台，这个平台或许并不完美，或许存有各种各样的瑕疵，或在解释中会出现偏差，但这个平台却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唯一标准，如果这个标准都不能获得尊重，那么人类将陷入到无休止的纷争当中，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不完美的宪法可以随生活一起成长，可以通过内在的民主和程序机制不断完善，但无论如何，宪法再如何解释亦不能脱离文本的框架，文本必须获得尊重。某种程度上，德国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暗示了今天中国宪法学方法论讨论中的某些问题。
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6](P20)宪法规定的文义本身即包含有多种可能性，而且宪法本身即是多种价值、原则体系的复合体，各个价值之间经常存在冲突。每一种社会行为都与特定的目的、利益相关，这些目的和利益背后都暗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在内，但与此同时，任何一项当下的社会行为作为此时此刻所做出的价值决定同时都必定存在另外一种价值可以对其进行否定性的评价。要么因为过度追求其开放性与正当性，使宪法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而忽略了宪法本身所应承载的安定性功能。因此，黑克在外在体系之外又提出了内在体系，并将其界定为解决冲突的体系，[14](P35)其关注的是规范背后的利益冲突，通过立法的价值判断对个别规范进行利益裁量，而正是这种对个别规范的利益衡量遭到了黑格勒和卡纳里斯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仅局限于通过解释以及类推和限缩获得法律，而忽视了相对于一个法律部门来说承载性的基本思维，也就是说一般的法律原则。[1](P34-43)在这些之外，还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变迁，即在不动摇国家存在的前提下，完全摧毁既存的国家秩序，并最终导致国家的彻底重建。
[14](P48)就此而言，宪法体系性的要求是，一方面要尽量针对个案进行价值衡量，使判决或者宪法解释贴近事物之本质。(29)在卡纳里斯看来，内在体系就是一种原则体系或者说法律规范背后的价值体系，这里需要考虑的只是，哪些一般性原则或者法律思维对于相应法律领域来说是建构性的，以至于如果这些原则在其本质内容上发生改变，则会改变该法律领域的整个秩序。
参见[美]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页以下。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通常更为剧烈，因此便为法秩序及宪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法秩序如何回应社会的剧烈变动，而又不失其安定性。
2.宪法的功能变迁：社会价值之整合宪法的任务是一国在具体历史情境下，持续地形成政治上的统一。这种平衡在二战之后的基本法时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这也是宪法解释在当代的意义。Ernst Rudolf Huber，Deutsche Veor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in 8 Bdn.，Bd.3，Bismarck und das Reich，3 aufl.，Kohlhammer，1988，S.305ff.。由此可以看出，政治现实的变动直接影响了德国宪法学的选择，从概念法学到正当性追逐，都是特定政治历史背景的产物。[1]在耶利内克看来，宪法变迁可以通过议会、行政机关和法院在实践中对宪法规范所进行的不正确的解释而发生，此种违宪的行为在实践中不断践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宪法变迁。
在宪法变迁问题上，人类理性的极限止于宪法文本之处。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对宪法一词的理解不同，亦决定了国家法学者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其可以追溯至近代宪法的两种功能：安定性与正当性，由此出发而导引出了宪法的两种状态：自治性(封闭性)与开放性。[14](P11)因此体系的概念不可避免就与逻辑、科学以及客观等联系到一起。
而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文本具有重要性?宪法功能如何发生变迁?如何通过宪法解释在文本基础上实现宪法的价值开放性?1.诠释学意义上强调宪法文本的重要性在伽达默尔看来，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在于对该事物的理解，该理解并非是对事物本体的客观还原。[14](P16)由于单纯封闭的逻辑概念体系的建构被证明为不可能。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国家与社会的日益融合，宪法的功能亦有单纯的规范与限制国家权力，通过基本权利功能的扩展，(21)转向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调控，因此宪法亦成为勾连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节拍器，社会的结构变迁亦可以通过宪法为媒介而影响至整个法律系统。①19、20世纪之交，德国著名的国家法学大师耶利内克(Jellinek)就曾提出过宪法变迁问题。围绕这二者，或者说围绕宪法的规范性与事实性(实效性)这个二元矛盾，德国国家法学方法论的争论在魏玛时期达至巅峰。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2期。
在经历过长时间对法律外所存在的正确法的追逐之后，同时品尝过这种追逐所带来的恶果之后，人们开始正视成文宪法的重要意义，而逐渐淡化习惯法和自然法的意义，福斯特霍夫认为在法的发展中蕴藏了一种趋势，即早期法文化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礼和各种符号行为逐渐发展为以成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语言，这种变迁对于法学诠释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宪法是什么便必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鉴于致力于宪法客观解释的传统解释规则所出现的问题，实践中出现了以结果定位(Folgenorientierung)的宪法解释，认为所有的宪法解释无非是先预设了某种结果，然后再通过宪法解释规则对其加以论证，有学者将这种结果定位的宪法解释与后果考量联系到一起，[10]但这种结果定向的宪法解释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依赖于前理解的宪法解释，因为解释之前所预设的结果并不总是来自于后果考量，在后果难以认清的情况下，亦可基于自身的确信(前理解)。正是宪法文本本身的这种包容性，使得在不违宪情况下的宪法变迁成为可能。
90年代曾深入讨论过的良性违宪之争亦属于此问题范畴。随着现代社会复杂性程度的提高，现代社会并非是单一的价值或者单一的目的、功能具有统治性的地位，而是多元价值的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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